亲情比酒浓

“美不美，乡中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。”这是适合谁说的呢？



古田县街景一瞥。（猜猜看，是谁在忙着讲电话？）

满清末期，颟顸无能的“老佛爷”慈禧太后弄权；只搞得国弱民穷，民不聊生。西方列强亟欲瓜分中国，皆在张牙舞爪，占据各自的“势力范围”。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自是苦不堪言，民心思变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炮声，虽然推翻了昏庸的封建专制统治；民国成立初期，各地军阀仍在混战不已，人民依然无法过上好日子。有不少沿海地区人民（尤以福建、广东两省为最）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飘洋过海，远赴他国谋生。其中便有许多来到东南亚各国（俗称“南洋”），包括当年的马来半岛、新加坡以及婆罗洲岛。

我们之中许多人的祖辈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来到了今天的“大马”。以先父为例，他便是在民国初年，年方16岁时南来；兄弟四人中，只有二伯父也到“番邦”发展。他们在异域披荆斩棘、生儿育女、兴办学校、建立新家园，成为第一代移民。早年曾因砂州闹不景气，先父举家（多了四个子女）迁回大陆；重返砂州时，多带了个小女儿。从此断了归乡路，直到去世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我的兄弟姐妹共十人，作为第二代移民，除了东西马外，又已散居中国、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；而第三代的更加扩散到美国、英国以及新加坡。所谓“开枝散叶”，不但人数在增加，所分布的地域也在扩大。天之涯、地之角，靠什么来维系？当然只有“亲情”了。为什么“海水所到之处，就有华人”？真是华人富于“冒险精神”呢还是环境使然？这里面也大可“见仁见智”一番吧？有人喜欢以简单的一句“不爱国”来指责这些移民，是否嫌太草率、武断了些？据报章披露的数据，过去两年里，大马仍有五十多万人移居外国（其中也不全是华人）。如此众多的人忙着移民，岂能“事出无因”，而只是单纯的“不爱国”？

进入“地球村”时代的今天，许多人的“国家”意识开始变得淡薄，尤其是那些饱受歧视的国民。是“四海为家”也好，还是“良禽择木而栖”也罢；人各有志，就让人们随各人的意志做出选择，何必旁人说三又道四？想想那些贪官污吏，他们搜刮民脂民膏、祸国殃民，他们是否过分“爱国”些？对先人而言，他们辱没家门、玷污祖先名声（清明时节，自然想起“孝子贤孙”），多谈什么“孝道”？对国家而言，他们该愧对国家人民；对家族而言，他们又该愧对祖宗；像这样的人，他们算是那门子“爱国”的“孝子贤孙”？！

大哥出生在诗巫“大坞”坡，后随父母移居民那丹；他是在1947年七月，回国念高中的。初中毕业后，他一心想念高中，但那时砂州却未有开办高中的中学。不久日本南侵，熬过三年八个月铁蹄下的苦难岁月，已是来到1945年的八月。当年砂州各地交通不便（他得独自划小舟往返泗里街县公署，处理回国事宜），与大陆的联系更是难上加难；经过一年多的筹划，大哥才得成行；那时正值神州大地国共内战，烽火连天之际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由于“意识形态”所形成的所谓“竹幕”（不论是自筑的，还是外界围堵的），想离开或进入的，都变成“路漫漫”了。

高中毕业后，大哥在古田家乡的小学执教三年多后，人民政府选派他接受师资的专业培训。师范大专毕业后，被分配到福建建宁县的中学执教，直到退休。一生粉笔生涯，可用得上“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”那句话了。生活虽然清苦些，所幸在那“文革”十年的动荡时期，他未受太大的冲击，并未遭到“批斗”。

退休后，大哥曾在福州市郊购置一个小单位的住房。后来两个儿女分别在另一住宅区买房，为了方便儿女照顾老人家，他便把旧房出售，也在儿女所住的“花园”买了一个单位。三个住处相距都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路程，来往方便极了。整个住宅区占地八百亩，建有楼高五、六单位，每单位四、五十万元的住房；也有价值近三百万元的豪华别墅。园区内遍植天竺桂、蒲桃、大叶榕、紫荆花以及南洋杉等树木。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小桥流水人家，环境幽静，确是退休后养老的好地方。

大哥年已88，大嫂也只小他4岁，他们育有四个子女。大侄女跟随乃父，也从事教育工作，刚退休又倒回私营小学执教。二侄女大学毕业后，与夫婿远走美国，现住佛罗里达州。我们此次探亲，恰好遇上他们也回乡看望父母，不约而会，真是“喜相逢”了。三侄儿（也是第一次见面）仍在南平农业局工作，大团圆之夜也特地赶回，带着已在福州工作的独生女前来参加，足显亲情可贵。幼侄是主修针灸的中西医，除了在中医学院讲课外，还到人民医院诊病；他曾经到过台湾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进行针灸方面的讲学、交流。

侄辈们不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事业有成，对父母更是十分孝顺。看着他们对父母亲那种嘘寒问暖，事事关心的表现，我真为大哥大嫂感到高兴与骄傲。就连对待我们这些叔叔、姑姑，他们也是尊敬得很；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惟恐有所闪失。那天，大侄女陪我们几个去住宅区附近逛超市，我看中一件夹克寒衣以及一件夏装衬衫。付款时，那超市的收款机竟不认得我的国际信用卡；正想用现金付还时，大侄女却抢先用她的卡替我“刷”了。事后想“欠债还钱”时，她却坚拒不收；说是穿在身上，就会想起她。听了她的话，虽未穿上，一股暖意早已流过我心中，我这个长辈还能说些什么？

写到这里，我忍不住要提一提在公交车上的遭遇。那天我们在福州市挤上一辆爆满的公交车，心想这次糟了，一定得全程站着。谁知一看到我们几个老头儿上车，好几个坐着的年轻人（不分男女）纷纷起立让位，的确让我们深受感动。

笔者每到新加坡，常坐拥挤的地铁；该国的地铁服务四通八达，可说“棒”极了。但若提到乘客让位的精神，那就不是“差强人意”，而是差劲得很了。地铁的每节车厢里，都有明显的标志，标示着预留给孕妇、残疾人、老年人等“弱势”群体的座位；但那上面坐着的，却常是打瞌睡的年轻人（也不分男女）；看到更需要座位的人上车时，他们绝对是视若无睹，“无动于衷”的！说句公道话，笔者也曾遇到“让位”的乘客；但那都是些中年女性，不是身强体壮的“年轻人”。李老先生不是很崇拜西方文化吗？我看在这一点上，他是相当失败的！

在大马，我不曾坐过拥挤的巴士，这里的年轻人在“让位”上到底“能”到什么程度，本人不敢多嘴。只是读到报章上抛弃生身父母的报道时，却令我心寒得很！十分寒心！

啰嗦了不少有关大哥的事，意不在为他宣传，进而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大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做的也是平凡的事。我只想藉他的经历，让有兴趣知道的人，了解点有些移民的曲折人生。此次除了在福州探亲外，也到祖籍古田乡下走了一趟，看看先父他们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大山坳里走出去的。乡下除了两个堂兄弟留守外，其余的都已迁徙到县城或是更远的地方；偌大的两座“祖屋”，显得残破而空虚。都说“人不可忘本”，回头看看自己的“根”从何来，该不会也被套上“不爱本土”的罪名吧？

返砂前夕，侄儿们在酒家设宴为我们饯行。大哥大嫂带着一家四代，加上我们来自海外的五姐弟；大小老少十八人，大家围坐一张特大的圆桌子。开的不是商议国家大事的“圆桌会议”，而是离情依依的叙别会。“天下无不散的筵席”，虽是亲情难舍，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”。暂且忘却离情别绪，大家谈笑风生，举杯祝福。席中我摸摸脸颊，怎么有些发烧的感觉？应不是我不胜酒力（我们喝的只是葡萄酒），而是比酒还浓的亲情，将我灌得醺醺欲醉了。

临别依依，珍重再见了，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们。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。还是苏东坡说得好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！

08.04.2010